1999年1月1日，欧元正式发行，欧元区随之建立。

但当时有四国并未加入欧元区，其中，英国、丹麦、瑞典是想再观望一段时间，而一心想要加入其中的希腊则被拒之门外。

拒绝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当时希腊的公共负债超过GDP的60%，而根据欧盟成员国在1992年签署的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规定，希腊明显是不合格的。

但是，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；不怕办不到，就怕想不到。希腊找到了一位大手子——高盛。

高盛给“希腊”量身定制了一个资产证券化的方案，比如把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收入作为抵押，打包卖出去换现金。比如作货币互换协议，把短期债务伪装成长期债务，2000年6月19日，在高盛的帮助下，希腊成为第12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。

2008年，金融危机爆发，美联储为了救市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增发美元接盘有毒资产，导致美元贬值，当年4月，美元兑欧元已经累计贬值37%。

为了对冲美元贬值，欧盟部分国家试图通过举债来帮助经济恢复，购买银行不良资产，而大量负债超过了其清偿能力。一年后，2009年12月，希腊债务危机率先爆发，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其主权债务评级，希腊的主权评级先是从A撸到了3B，然后接连降到2B、B、3C（惠誉曾一度将希腊主权评级调低至C，也就是垃圾级里的倒数第一，一般这都是诸如非洲一些战乱国家的待遇)，希腊政府的融资成本曾经一度达到了印度、巴西这些国家的两倍多。

因为希腊主权评级一再下调，比希腊强不了多少的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也受到牵连。欧猪五国的名头很快就传开了，这5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被一降再降。欧洲金融市场风声鹤唳，国际资本开启大逃亡，纷纷从欧元区跑回美国，美元指数很快就从71的历史低点回升到90附近。

现在来看，很多人解读欧债危机，都认为是美国布的一个局（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），但是也不能够忽略，欧债危机其实也是“欧盟主导国”与“欧盟参与国”博弈的一个过程，比如德国。

当欧债危机刚爆发时，德国政府认为希腊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并未把危机看作欧盟成员国共同问题。

随着危机的蔓延，德国介入施以援手，但相对的，希腊等国失去了很多“自主权”。德国在欧债危机的应对上采取的是双重战略。一方面与重债国家团结、引入和扩大欧债救助机制，另一方面，要求所有成员国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，包括提议欧盟设专门委员监管希腊。

2011年6月29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为期5年的财政紧缩方案。这个方案包括：紧缩计划以“减薪、加税，裁员，出售资产”为主要内容。根据这一计划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年收入1.2万欧元降低到8000欧元；对超过1.2万欧元的收入部分征收累进税；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。新计划把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从40万欧元降低到20万欧元，同时在2011年减少4亿欧元的政府支出。

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新常态的当下，随着广泛意义的城镇化和脱贫攻坚的完成。中国80%的城市和地区过去那种高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的。

尽管京津冀、长珠三角等城市群或经济带依然会有不错的发展，但这些地方以外的80%的地方，发展会逐渐踩下刹车，铁公基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不具有性价比了。

而大多数人还没注意的是，这些地方过去为保持高速增长所搭建的行政班子的“运营成本”，也是不可持续的。这里面最大的成本就是“编制”，也就是说，在过去“财政宽裕”的时候，养了太多的人。

比如某省的某个区，一年财政收入大概在20亿左右，却供养了过万的公职人员，但实际上，其自身留存部分税收如果全部用来发工资，大概也就能养5000人。这还不考虑现在所背负的全口径超过400亿的负债。

简单看一看数据，就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。很有可能“希腊”的最终解决方案，就是这些地区的“参考答案”。

关于本轮化债，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留待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看，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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