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后，由于改革开放向企业和地方分权，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急剧下降，连续两年出现了财政赤字，总共出现了大概近270亿的资金缺口。

为了弥补缺口，中央决定恢复公债发行，1981年1月16日，国债市场正式恢复。

国库券恢复发行的第一年，市场认购热情十分高涨，实际发行48亿元，超计划发行20%。

第一期的国库券在偿还期限上设计成了5+5的形式：在发行后的第六年开始，每年抽签20%还本付息，用5年的时间还完。

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国务院每年都会发布新一年的国库券条例，规定当年的国库券发行利率、偿还期限等。

由于1981年的市场反应普遍向好，此后的几年间，我们仍是以任务摊派的形式发行国库券。

所谓“摊派”就是，国务院向各省市自治区分配额度，各省市自治区又向辖区内的市县下发任务。

但是相比于第一年，人们热情不再，一方面是单位和个人手上的积蓄本就不富裕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没见着回头钱。老百姓起初还因为支援国家建设买一些国债，但年年如此，难免热情消减。

为了完成摊派任务，即便老百姓不再积极主动的认购国库券，各单位仍然会想方设法完成指标，比如：国库券抵工资、党员和公务员按照规定比例认购

完成分配到头上的认购数量。比如：发国库券抵作一部分工资；要求党员、公务员按规定比例认购国库券、把国库券当作奖金发放等。

虽然，国务院三令五申，不让搞“强行摊派”，但落到基层往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，依葫芦画瓢，实现了“自愿购买”。

类行政手段达成的市场供求平衡，引起了老百姓的普遍不满，毕竟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工资变成十年后才能兑现的国库券。

1983年起，在一些角落里，就零星出现了“票贩子”，到各个地方折价收国库券，然后再加价出给有闲钱的人。

为了遏制民间不正规的国库券交易，打击“倒买倒卖”现象，1985年，财政部发文准许国库券可以去银行柜台进行“贴现”交易换成钱。

银行柜台“贴现”成为了我国最早的、官方的债券二级市场。

但由于当时的银行从业人员普遍对这类“贴现”方式不太熟悉，各个银行之间的“贴现”率不尽相同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“一三五可以换，二四六不操作”的奇怪规定。

所以“柜台贴现”没有完全扮演好“债券二级市场”这个角色，大家有需求的时候，基本还是找“票贩子”、或者私下熟人间进行交易。

1988年，财政部试点7个城市成为国库券流通的试点城市，即允许国库券持有者自由出售国库券。

三年后，国库券已经可以在全国400多个城市进行流通转让，形成了全国性的二级市场。

国库券二级市场的开启，成功带动了我国第一次的债券牛市。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“杨百万”。

杨百万，原名杨怀定。1988年3月28日辞职，或许真的是运气来了，杨百万某天看报纸的时候，看到一条新闻说：“1988年4月21日，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”。

嗅觉灵敏的他，在首个交易日一早就买入了2万元的国库券，买入价格是104元。当天下午，杨怀定就将其卖出，卖出价格112元，含泪血赚1600元。

如果说这“第一桶金”是老天赏饭吃，那后面的操作绝对是凭他的实力了。

杨怀定跑到上海图书馆，查各地的党报，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天的国库券开盘价格94元，收盘价格98元。

当天夜里，杨怀定就怀揣2万元赶往合肥，并于第二天人肉背回国库券，在上海足价卖出。一来一回，又是净赚2000元！

后来，杨怀定继续在多地间往来交易国库券赚取差价。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，杨怀定终于成为了“杨百万”，存款突破了7位数！

杨怀定虽然最为出名，但他只是当时在国库券牛市中捞到金的众人之一。与杨怀定一样转战于全国各地的，还有各个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，其中就有“327国债事件”的主要当事人——管金生。

1987年，财政部、人民银行、工商总局、以及公安部联合发文，对倒卖国库券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惩罚。暂时遏制住了疯狂发展的“国库券黑市”。

但在1988年国务院允许国库券交易之后，“黑市”债券交易死灰复燃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发展出了各类“衍生品”。

混乱的二级交易市场，不仅对债券的持有人、交易者、受让方没有好处，同时也对金融系统形成了潜在的风险。

为了化解“黑市”猖狂交易带来的风险，除了严打之外，还是得发展正规的债券交易渠道。

1989年底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朱镕基拍板决定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，其中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证券交易所。

1990年12月19日，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敲响开业“锣声”，我国进入了债券电子交易时代。

虽然进入了电子交易时代，但另一场风暴也在酝酿之中，那就是中国证券史上最著名的“327国债事件”，也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案例，影响巨大，当然这是后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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