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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观察丨做好思想准备,接下来要过苦日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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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各地党政机关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大家过紧日子,有的限制空调温度,有的限制接待标准,还有的,规定高铁沿线出差不准用专车。
而这,不过是地方财政吃紧的部分外在表现。
去年开始,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,国企都陷入了降薪潮。春江水暖鸭先知,而对经济温差感受最深的民营企业,在更早的2021年就开始降本增效。
此后几年,各地都出现了减薪的消息,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地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降薪两到三成,于是出现了经济越发达地区降薪最厉害的说法。
今年以来,各种降薪新闻层出不穷,驻港的中资机构减薪,甚至还有部分建筑央企追回员工已经发放的奖金。
这轮降薪的风也波及到了医院,北京同仁医院日前被爆出,夜班费从单次130元降至65元,普通夜班费从90元降至45元。
这轮降薪潮,其波及范围的广度和时间上的深度,可谓前所未有。
过紧日子,从宏观上看,这是GDP增长放缓的结果,但具体着眼于微观上,事情绝不仅仅是一句GDP放缓就可以一笔带过的。
尽管三年防疫的确削弱了地方财力,但这还不是全部,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收入的下降。2024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只有1.53万亿,同比下降18.3%,和2019年同期相比,更是下降了55.7%。
过去,地方收入与土地出让深度绑定,地方 GDP依靠“卖地”能获得巨大拉动。以成都为例,作为超大城市之一,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,其2022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依然占到财政收入的50%以上。
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吃财政饭的人员太多。截止去年年末,我国在编公务员超过700万人,参公人员1300万人,事业编3100万人,临时工4000万人,加上3000万退休人员,总数超过1.1亿人。
简而言之,就是每14个人对应1个“铁饭碗”,从财政供养比的角度来看,压力巨大。即便不考虑退休人员,8000万铁饭碗,要对应到我国不到8亿的劳动人口,这个供养比的压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。
过去房地产的繁荣,极大程度上撑起了地方的行政开支,现在随着房地产的下行,地方卖地收入锐减,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,只能节衣缩食,过紧日子。
除了土地财政的熄火,上半年,全国税收收入94080亿元,同比下降5.6%。当地方收入压力加大,又无法立即解决问题的时候,当务之急就是控制支出,而最直观有效的,就是“节流”,也就是过紧日子。
去年12月,财政部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到要过紧日子,而在今年3月,过紧日子还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。
分税制改革前,中央财政出现连年赤字,地方财政充盈,分税制改革30年后,“国税”和“地税”攻守易型了,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了。
对地方来说,他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,但只获得了约一半的税收,其必然结果是许多地方无法提供目前所需的反周期刺激经济支持,进而引发外界对地方债务的担忧。
就目前而言,节流只是一方面,重要的还是开源,需要从税收源头做出改变,让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得到平衡。
今年7月,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通过开始着力解决财政失衡问题。此后财政部更表示,“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方”。
消费税是国内四大税种之一,财政部数据显示,2023年,我国消费税为1.61万亿元,约占税收收入的8.9%。
如果消费税征收环节下划到地方的话,是否会出现一些地方为了增加收入而鼓励烟酒行业、奢侈品、以及高污染、高耗能产业发展的现象?
这是我们参考过去的房地产发展路径提出来的一个问题。
但好处在于,和房地产过度扩张损害经济不同,消费税的根基是消费,而对地方来说,也更有动力去鼓励消费,这本质上还是一件好事。
除了把消费税后移给地方之外,更直接的选择还有加税。
但在一个更长远而宏大的视角来看,在此时此刻加税,这本身就是一件留给历史评判的重要事件。
时代中一颗灰尘落到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,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里,叠加人口老龄化和消费降级,自下而上对地方的收入影响自然也就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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