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各地党政机关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大家过紧日子，有的限制空调温度，有的限制接待标准，还有的，规定高铁沿线出差不准用专车。
而这，不过是地方财政吃紧的部分外在表现。
去年开始，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，国企都陷入了降薪潮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而对经济温差感受最深的民营企业，在更早的2021年就开始降本增效。
此后几年，各地都出现了减薪的消息，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地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降薪两到三成，于是出现了经济越发达地区降薪最厉害的说法。
今年以来，各种降薪新闻层出不穷，驻港的中资机构减薪，甚至还有部分建筑央企追回员工已经发放的奖金。
这轮降薪的风也波及到了医院，北京同仁医院日前被爆出，夜班费从单次130元降至65元，普通夜班费从90元降至45元。
这轮降薪潮，其波及范围的广度和时间上的深度，可谓前所未有。
过紧日子，从宏观上看，这是GDP增长放缓的结果，但具体着眼于微观上，事情绝不仅仅是一句GDP放缓就可以一笔带过的。
尽管三年防疫的确削弱了地方财力，但这还不是全部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收入的下降。2024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只有1.53万亿，同比下降18.3%，和2019年同期相比，更是下降了55.7%。
过去，地方收入与土地出让深度绑定，地方 GDP依靠“卖地”能获得巨大拉动。以成都为例，作为超大城市之一，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，其2022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依然占到财政收入的50%以上。
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吃财政饭的人员太多。截止去年年末，我国在编公务员超过700万人，参公人员1300万人，事业编3100万人，临时工4000万人，加上3000万退休人员，总数超过1.1亿人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每14个人对应1个“铁饭碗”，从财政供养比的角度来看，压力巨大。即便不考虑退休人员，8000万铁饭碗，要对应到我国不到8亿的劳动人口，这个供养比的压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。
过去房地产的繁荣，极大程度上撑起了地方的行政开支，现在随着房地产的下行，地方卖地收入锐减，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，只能节衣缩食，过紧日子。
除了土地财政的熄火，上半年，全国税收收入94080亿元，同比下降5.6%。当地方收入压力加大，又无法立即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当务之急就是控制支出，而最直观有效的，就是“节流”，也就是过紧日子。
去年12月，财政部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到要过紧日子，而在今年3月，过紧日子还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。
分税制改革前，中央财政出现连年赤字，地方财政充盈，分税制改革30年后，“国税”和“地税”攻守易型了，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了。
对地方来说，他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，但只获得了约一半的税收，其必然结果是许多地方无法提供目前所需的反周期刺激经济支持，进而引发外界对地方债务的担忧。
就目前而言，节流只是一方面，重要的还是开源，需要从税收源头做出改变，让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得到平衡。
今年7月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通过开始着力解决财政失衡问题。此后财政部更表示，“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方”。
消费税是国内四大税种之一，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消费税为1.61万亿元，约占税收收入的8.9%。
如果消费税征收环节下划到地方的话，是否会出现一些地方为了增加收入而鼓励烟酒行业、奢侈品、以及高污染、高耗能产业发展的现象？
这是我们参考过去的房地产发展路径提出来的一个问题。
但好处在于，和房地产过度扩张损害经济不同，消费税的根基是消费，而对地方来说，也更有动力去鼓励消费，这本质上还是一件好事。
除了把消费税后移给地方之外，更直接的选择还有加税。
但在一个更长远而宏大的视角来看，在此时此刻加税，这本身就是一件留给历史评判的重要事件。
时代中一颗灰尘落到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，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里，叠加人口老龄化和消费降级，自下而上对地方的收入影响自然也就更大。
